衡山窑独具技艺:粉上彩釉绘花

 

  衡山窑是受到了磁州窑影响很大的一个地方性窑口。在解释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关系时,不能简单地以“相互影响”或“甲地窑受乙地窑的影响”之类的话简而化之。两地产品的相似性,固然说明二者存在工艺上的联系,但这种联系在文化或者技术传播上所具有的含义,更值得深究。

  南迁人口的需求带动了地方窑口的兴起

  在北宋末年到南宋末年的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,战争频繁,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淮北等地的居民田园被毁,生计没有着落,被迫流落在外,大批迁入秦岭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,北方不少地区甚至“州县皆空”,而南方则“江、浙、赣、湘、闽、广,西北流寓之人皆满”。12世纪,宋室南渡,政治中心南移,又加剧了人口南迁的进程。

  迁往南方的移民成分极其复杂。既有阶层、职业和贫富的不同,又有民族的区别。第一类是统治集团中的成员,从皇帝、后妃、外戚到文武百官及其家属。由于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,对以后南方的政治、文化生活及社会风俗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第二类是原驻扎在北方的士兵及其家族。第三类是在宋金或宋蒙战争期间,为躲避战乱而逃往南方的普通百姓,其中又以地主、商人为多。值得一提的是,其中也包括一大批手工业者或制瓷工匠。第四类是部分北方义兵以及由平民、士兵和义兵转化为游寇的人。

  人口南迁对南方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。北宋初年,南方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0.4%,北方人口占39.6%。13世纪初,南方人口占了全国的69%,北方只占31%。南方地区的人口密度大大增加,极大地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。随着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,劳动力日益增加,大批荒地得到开垦,麦、粟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。人口和粮食的增加,使得南方的手工业、商业得到了长足的进步,衡山窑的兴起与这段历史就有着直接的关联。

  制瓷技术的流动传承带动了衡山窑的发展

  从当时的经济中心南移和人口变迁地域来看,13世纪北人南迁导致了大批的工匠向南方流动。移民中很多掌握各种手工业技术的熟练工人,直接带动了南方手工业的发展,特别是陶瓷业。

  宋室南渡以后,南方窑口生产出来的瓷器的色泽、外观均与昔日的北方定、汝、钧窑瓷器相仿。通过对考古发现材料和南北方窑场技术进行系统的观察分析,技术移民的事实的确存在。例如兴盛于9世纪中叶的长沙窑,一改烧制单色青釉器的地方传统,创造出具有中原唐三彩风格的釉下彩和模印贴花瓷器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唐宋时期手工业生产制度的变迁导致工匠流动性增强。雇工的普遍使用,使工匠从官方征役中解脱出来,有着自由身份的工匠既可兴办私人作坊,又可以凭借技术到其他作坊做工,获取雇值。在宋代,民间窑场的生产分工已相当细化,从采掘磁泥到制坯、上釉和入窑烧装都必须专业工人来操作。大量熟练工匠的到来,使得衡山窑在制作工艺、器型、纹饰、装饰等方面开始逐步向北方著名的窑口靠拢。两者器型,绘画风格基本一样。

  对北方瓷器型进行大胆模仿和扬弃

  宋代南方青白瓷与北方白瓷,尽管在面貌上区别很大,但通过比较青白瓷窑场与定窑、磁州窑等北方地区瓷器的釉料成分和窑址结构、燃料使用以及窑温对比后发现,他们在装烧技术上有很大的一致性。可以推断,宋代青白瓷的创烧,很可能有来自北方白瓷窑场的窑工的参与。但是,北方白瓷技术并没有在技术传播地——南方地区原样保留下来,而是对原有的技术因素有扬弃,以适应新的自然环境。

  以器型为例。北方磁州窑器型种类非常丰富,有碗、盘、钵、盆、瓶、坛、罐、缸、炉、灯、砚、枕等,涵盖百姓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。磁州窑器型精巧,胎薄釉润,纹饰精美。食器有瓜棱碗、荷花纹钵、荷口碗、菊纹盘;瓶类有荷口瓶、梅瓶、玉壶春瓶等。各类造型均带有明显的民窑等特征与浓厚的地域风格。

  瓷业技术交流在宋代已形成风气。因为社会商品经济活跃、文化交流频繁,民间手工业竞争激烈,仿制名品显然是获取利润的必要手段。衡山窑的器型带有明显的临摹风格。衡山窑所烧制的瓷器是适应当时南方农耕文明的需要,以大众所需要的日用小瓷器为主,产品有碗、盏、碟、壶、瓶、坛、盂、炉等,采用龙窑或马蹄窑烧造。

  仿制风格较明显的大多为衡山窑的瓶、壶器皿。以衡山窑青釉褐彩缠枝牡丹纹花口瓶为例,宽肩折收,瓶口作荷叶式,腹部留白处以褐色彩料绘牡丹,瓶之上部分施青釉,下部分施瓷釉。曲线流畅优美。造型肥而不臃,工艺精湛,极具装饰效果。衡山窑的器型和磁州窑一样,吸收了宋文化中精细、儒雅、恬静等特点。因此具有造型工整端庄,装饰秀丽等特色,既能体现文人的审美趣味,又能突出湘人敢为天下先的个性。

  纹饰既继承北方宫廷绘画技巧又讲究写意

  湖南省博物馆对衡山窑进行考古发掘和清理时,出土了碗、碟、壶、钵、瓶、杯及其他器皿七大类陶瓷器物,按工艺特点可分粉上彩釉绘花、釉下粉彩绘花、釉上彩绘花、双色釉、单色釉、印花、素胎等类别。

  衡山窑最著名、最有时代特点、最能区别于其他窑技艺的,也就是粉上彩釉绘花。而纵观衡山窑诸器,但凡彩釉绘花的只有牡丹、菊花和莲花纹。这三种花卉是中国传统装饰物中最常见又最为老百姓所喜爱的,代表富贵、清高、洁傲的图案。这种纹饰特点和许多北方窑口是相通的。如五代越窑、宋代定窑、耀州窑有刻画牡丹纹制品,磁州窑则为白地黑花品种。定窑器上常出现一枝独秀的单朵牡丹,耀州窑瓷器上多见花朵两两相对,磁州窑枕面上还可见随云头形曲线绘画三朵牡丹。构图方式有适合式、对称式、均衡式等。衡山窑将牡丹纹作主纹,装饰在瓶、碗、盘、罐等器皿的主要部位,是衡山窑粉上彩绘主体纹饰的最大特点。器物上牡丹纹丰富多彩,有折枝牡丹、缠枝牡丹等,图案精致,装饰效果强烈。都是大写意牡丹,气韵不凡,将牡丹花的国色天香、雍容华贵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  衡山窑粉上彩釉绘花,虽是民间工匠所为,却有宋朝宫廷画师的绘画技巧。纵观衡山窑的所有彩绘器物,不管是画牡丹、莲花、菊花,还是梅花,甚至竖线的条纹装饰,无不充分利用写意这种技法,简简单单几笔,花卉形神兼备,跃然器上。衡山窑的工匠们,熟练地掌握了绘画中的写意手法,惜釉如金,只稍一点一画,各种花卉的神态跃然器上,花朵稀疏随意中见率气,点睛之笔轻快凝练,花叶点染香雅而稳重,出笔粗中有细,极富动感,让人回味。

  釉色主张因地制宜

  在已见的衡山窑器物装饰中,也有采用素描式画法和堆釉式画法的器物。工匠们会根据器物器型的用途大小来决定用什么方法表现主题,达到装饰的美化效果。所以衡山窑存世器物多而杂,器物釉色千姿百态,这不得不说与生产衡山窑的工匠们的智慧和审美观有很大的关系,他们根据衡山窑的器物器型、规格大小、器物用途、人们喜好、传统审美情趣等因素,采用不同的釉色进行装饰,从而体现稳重、庄严、活泼等不同的着色风格。

  以立式陈设用器为例,如炉,一般以稳重冷色调釉色为主。这一器物在各种案几上移动较小。工匠们根据这一特点,在器形上做得较扁平、宽大、重心较低,使之稳定又达到美观的需要,同时又符合中国传统炉的定势,大一点的均设三个小尖足,形成三足鼎立的形式。炉身一般做得较宽,稍垂腹,微收口。这类炉足和底部一定是满施褐釉、酱釉和黑釉之类的冷色釉,从色彩搭配上强化了炉的四平八稳。

  衡山窑中有一种台阶式足宝塔瓶,有两层、三层,甚至四层台阶式平底高足,而瓶身由足到肩逐步放大。工匠在拉坯时就有意在瓶颈处有力地收束,然后在瓶口再拉开。既增加了花瓶的参差变化之美,又减少了因为重心上移而产生的不稳定感,在配上塔足上的深色釉,就从视觉上抵消了器身的不稳定感。衡山窑另一种独有的倒凸形炉也是采取这种办法。这种器型上大下小,本身就缺乏稳定感,尤其是较大的凸形炉,更有这种视觉感受,古代工匠就聪明地采用色彩搭配来弥补这个缺陷。

    《衡山窑》连载之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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